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地名、歷史和文化
演講人：葛劍雄演講時間：2015年5月
2015年09月24日08:30來源：光明日報
原標題：地名、歷史和文化
葛劍雄 復旦大學資深教授，教育部社會科學委員會歷史學部委員，上海市歷史學會副會長，上海市政府參事，全國政協常委。
“地名”以外的靜電油煙機租賃地名
地名不僅是一個名稱所代表的空間范圍和時間范圍，還存在地名本身以外很多方面的內容。我們現在講地名的時候，往往忽略瞭它們的時間意義和概念，因為從空間范圍講一個地名，無論點還是面，是通過地理坐標，用具體界限劃定的。但是任何一個空間范圍其實都與一定的時間范圍相聯系，這個時間范圍有的長有的短，在這個時間范圍裡面又與很多地名以外的事物和因素相聯系，所以地名除它們的本意之外，還有其歷史的、文化的、社會的、民族的等各方面的意義。
早期的地名實際上反映瞭族群分佈，盡管我們對它們的具體內容還不瞭解。如商朝人，幾乎將所有做過都城的地方都稱為“亳”，早期遷移到的地方也命名為“亳”。又如，山東好幾個地方地名都帶“不”（音夫），其實這也是反映某一個族群的流動或者分佈的特點。再如“姑”字，江南有好幾個地名有這個字，最著名的是蘇州，被稱為姑蘇。對“姑”字以前有幾種望文生義的解釋，但我的老師譚其驤先生認為“姑”沒有具體意義，隻是越人的發語字。但這類地名的存在反映瞭某支越人的分佈。再如敦煌，從漢朝開始就有人根據漢語解釋“敦煌”二字的含義，後來日本學者指出敦煌不是來源於漢語，而是來自土著民族的語文，漢字是採用音譯，所以不能按字面解釋。不僅敦煌，我國西北地區還有很多地名，當漢朝人記錄下來時已經無法考証它們的含義，但都反映瞭古代西域一些族群的分佈，以及族群的影響，但在這些方面我們目前研究很不夠，將來或許能通過這些地名破譯民族成分的密碼。
早期的地名後來成為國名，成為朝代的名稱，其實開始往往是指具體的地方，例如秦、漢、魏、晉、宋等。以“漢”為例，來源於漢水，因為有瞭漢水，才有瞭漢中等地名。劉邦的封地在漢中，成為漢王，以後他建立的朝代就是漢朝。因為漢朝在中國歷史上有重大的影響，基本上奠定統一中國的疆域，所以這個民族主體被稱為漢族。這些地名經歷具體的事件後發展成國名，因為開國皇帝或者統治者往往會把這些地方作為發祥地，以後成為朝代名稱。
地名的遷移也反映人口遷移或民族的遷移。比如漢高祖劉邦的祖籍是豐縣（今江蘇豐縣），他父親長期生活在豐縣。劉邦做皇帝以後將父親接到關中，尊他為太上皇。但太上皇卻悶悶不樂，表示住在關中不開心，因為聽不到鄉音，看不到鄰裡鬥雞遛狗，吃不到路上賣的餅。於是劉邦下令將豐縣居民全部遷至關中，為他們建一座新城，完全模仿復制豐縣。據說復制非常成功，移民將從傢鄉帶來的雞狗放在城裡，都能找到原來的窩。這座新城被命名為新豐，就這樣，豐縣的地名被搬到關中。像這樣的例子歷史上不止一個，所以我們往往能看到早期地名從北方搬到南方，從中原移到邊疆。
北京郊區有很多以山西州、縣或者小地方命名的地名，是因為明朝初年有大批山西移民，整體遷到北京郊外，所以留下很多山西地名。但是這樣一種地名搬傢也出現過敗筆，我認為最大敗筆是乾隆皇帝把西域改名為新疆，“新疆”原指在貴州境內一片少數民族居住的地方，後來被設置為幾個縣，所以當地稱之為新疆。乾隆年間，天山南北路平定之後，西域被改稱為新疆，以後建省時也用瞭這個名稱。這當然是乾隆皇帝為瞭宣揚他的赫赫武功。盡管這不會改變新疆自古以來屬於中國的歷史事實，但還是授人以柄，增加不必要的麻煩。外國有人攻擊我們，說中國到乾隆年間才佔有新疆的，因為你們自己都承認新疆是你們新的疆土。其實清朝學者已經發現漏洞，所以他們解釋為“故土重新”，但這也可以解釋為左宗棠從阿古柏叛亂中收復新疆。這至少是改地名的敗筆，如果沿用西域，與2000多年前一致，豈不更好！
還有很多地名本身就記錄瞭一段歷史，最典型的，是今山西、河南兩個縣的名稱：聞喜和獲嘉。聞喜本是西漢河東郡的曲沃縣，漢武帝經過時獲悉平定南越叛亂的喜訊，即改名聞喜。當漢武帝行經河內郡汲縣新中鄉時，又傳來瞭發動叛亂的南越丞相呂嘉被俘獲的消息，即下令在此新設一縣，命名為獲嘉。類似地名還有很多，每個地名都記錄瞭一段歷史。
又如重慶本來叫恭州，南宋淳熙十六年（1189年）正月，孝宗之子趙惇先封恭王，二月即帝位，為光宗皇帝，稱為“雙重喜慶”，於是升恭州為重慶府，重慶由此而得名。所以有很多地名，如果仔細瞭解研究一下它的來歷，往往就是對本地歷史的重要記載，有的甚至是很重要的篇章。
同樣，地名在對外關系上也有表現。最典型的是解放時被稱為鎮南關的地方，為瞭表示與越南的友誼而改名睦南關，以後為瞭突出與越南“同志加兄弟”的親密關系又改為友誼關。20世紀80年代，我去友誼關考察，越南大炮把友誼關屋頂打穿的洞還在，那時候看到友誼關這幾個字感到啼笑皆非。但是最近去的時候，不僅友誼關樓已經修好，而且我已經能夠站在新劃定邊界線上照相留念瞭，現在至少這個關的確是友好的。
地名在民族關系上也有表現：解放被稱為綏遠的地方，新中國成立後我們改稱為呼和浩特﹔比如烏魯木齊原名是迪化。有的不一定改，卻反映瞭民族關系的歷史事實。清朝實行改土歸流後，新設瞭一批府級政區，在命名上都看得出，比如湖北恩施，所轄縣原來都是土司，新設府縣被看成朝廷施的恩。
還有很多紀念性質地名，從最早將黃帝陵所在地稱作為黃陵，到近代全國各地很多以“中山”命名，比如中山路、中山大道、中山公園，廣東香山縣改為中山縣，現在叫中山市。國民黨政府為瞭表彰衛立煌，曾在安徽六安縣金傢寨設立煌縣。抗戰勝利後臺灣光復，各市都有馬路改名為中正路，上海的愛多亞路也改名為中正東路。臺北有羅斯福路，新中國成立後東北的城市中有斯大林大街。還有頌揚性的名稱，並不太明顯，實際上大傢都明白，比如說中共一大會址的地方，原來是望志路，是用法國人的名字命名的，解放不久改名興業路。這些地名有些存在時間很短，有些持續至今，這就反映出不同時期政府與民眾的意志和情感，也反映出被紀念者的影響程度。
有一些地名反映一個階段或一段時間的觀念和價值趨向。比如民國年間馮玉祥主政河南時設博愛縣、民權縣，臺北市有忠孝路、信義路、仁愛路等，各地有不少地名以自由、民主、和平、幸福、解放、復興、建設等命名。
有的地名是地理環境的反映，這類地名在研究歷史地理時很有意義。有的是當初概念與今天不同，有的當初是對的，但現在地理環境發生瞭變化。這也是具有規律的，比如河南與河北劃分是以黃河為界，但也可發現，河南省有一些地方跨到黃河北邊，所以地名本身歸類是一回事，但以後發生瞭變化，這變化恰恰為我們研究歷史上地理環境變遷提供瞭根據。
還有一些地名體現瞭近代殖民的歷史。帝國主義侵入我國後，一些地名發生瞭變化，比如東北的一些地名，在俄國入侵之後被換成俄國地名，香港被英國佔據後，很多英國地名就被搬到瞭香港。比如香港的太子道，就是因為1922年英國王儲愛德華到訪以後，將一條街道改名的。又如上海的戈登路（今江寧路），就是當時為瞭紀念參與鎮壓太平天國的英國人戈登。霞飛路是用法國著名將領的名字命名的，解放後為紀念淮海戰役改名淮海路。
總之，地名如果隻是記錄它所代表的空間范圍，那麼它是純粹的地名。實際上，地名所包含的內容非常豐富。
“中國”稱謂的變遷和含義
“中國”這兩個字最早發現是在一件青銅器上，考古學傢稱之為“何尊”，它是1963年在陝西省寶雞縣被發現的。尊上面有銘文，銘文上面出現兩個字，就是我們現在看到最早的“中國”二字。銘文中敘述瞭這樣的大意：武王在攻克商朝首都後，舉行瞭一個隆重的儀式向上天報告：“我現在佔有瞭中國，準備把它當做自己的傢，並且統治那裡的民眾”。
中、國這兩個字最早都是象形文字。“中”本來是一面特殊的大旗，是商朝人為召集他的部隊和民眾集合用的標志。由於集合時這面旗幟總是處於中間，以後就衍生出中心、中央、最重要的等意義。
“國”（繁體寫成國）也是一個象形文字。中間的口表示人，有幾個口就是幾個人，所以稱為人口。口下面的一橫杠表示一片土地，無論生活或生產都離不開自己的土地，所以還得有人拿著戈守衛。為瞭更安全，需要在四周築上一道城牆。所以國實際上是有圍牆圍起來的，有人守衛一個居民點，一個聚落，一座城，古代又稱國。
“中國”的含義就是在很多國裡，處於中心的、最重要的國，這就是中國。商與西周的國都很多，春秋初期還有1000多個。在這麼多國中間誰有資格稱為“中國”呢？隻有最高的統治者，比如說商王以及後來的周王，他們居住的地方才有資格稱為中國，“中國”是天子所在的國。
但東周時天子的地位名存實亡，各諸侯國間相互吞並，國的數量越來越少，國土卻越來越大。到戰國後期，隻剩下秦、楚、齊、燕、韓、趙、魏七國和若幹小國，所以諸侯都開始以中國自居。公元前221年秦始皇統一六國，建秦朝，稱皇帝，自然也自稱中國瞭。以後歷代王朝都自稱為中國，連入駐中原的少數民族，或者與中原關系密切的政權也都自稱中國，中國概念從一個點擴大到整個國傢，甚至包括邊疆的少數民族的政權。比如契丹人建瞭遼朝，到遼朝後期，也認為自己是中國的一部分。南北朝時，南朝、北朝都稱自己為“中國”，而罵對方是“索虜”“島夷”，隋、唐統一以後它們都成瞭“中國”一部分。“中國”實際上成瞭這個國傢的代名詞，但各朝都有自己的國號，如清朝稱大清、大清國。
1912年中華民國建立，開始有瞭“中華”和“中國”兩種簡稱，以後基本都是用中國瞭。
在古代，中國的民族含義等同於華夏諸族或者漢族，與之對應的稱呼是“蠻”“夷”“戎”“狄”，比如“南蠻”“東夷”“西戎”“北狄”，或者“蠻夷”“夷狄”。文化上的含義也隻指華夏、漢族的文化，不包括其他民族。今天的中國當然應該包括組成中華民族的各族，而廣義的中國文化也應該包括56個民族的文化。
歷史上，中國的地理概念往往等同於中原，但這個中原並沒有明顯界限，並不一定就是河南省，甚至更大范圍，都可以稱為中原，如山東、山西、陝西、河北、安徽等地。
“中國”兩個字從3000多年前發展到今天，與中國的國土、人口、民族、文化、歷史密切相關。中國所蘊含的意義，不是簡單以多少萬平方公裡或者地理坐標所能詮釋的，是一部活生生的國傢和民族發展史。
“北京”的演變
以北京為例，“北京”這個地名我們可從兩方面分析。一是北京這一塊土地它的名稱有過哪些變化﹔一是北京這兩個字在歷史上曾經代表過哪些和多少不同的空間范圍。
北京這個地方最早能找到的地名是燕和薊，在周武王封燕以前，“燕”這個地名已經存在瞭，又稱為薊。到秦漢時，出現瞭廣陽郡，郡是縣以上一級政區，在漢朝郡與國並行，所以一度被置為廣陽國。附近兩個與廣陽郡關系密切的，一個是漁陽郡，一個涿郡。所以，也有用漁陽、涿郡來代表北京的說法。東漢以後又出現瞭幽州，燕國還曾被稱為范陽郡、范陽國，燕國後來一度又出現燕郡，這些名稱都是交替出現的。“燕”實際上最早是燕城，以後有燕國，有燕郡，涿郡更靠近原來的薊縣。到瞭金朝，北京這塊地方被稱為中都大興府，後來又有瞭大興縣。元朝時被設為大都路，成瞭首都。
明朝地名變化最為復雜，但奠定瞭今天北京的基礎。明初設立北平府，後因明成祖遷都，把北平府改成順天府。在一級政區（相當今省級）設瞭北平佈政使司，當時南京被稱為京師。遷都到北平以後，北平改稱為“京師”。但因為原來的京師還保留首都地位，為與北方的京師加以區別，被稱為南直隸、南京，京師就被稱為北京。清朝官方一直稱現在的北京為“京師”，周圍的行政區為直隸，但無論官方民間，習慣還是用北京。清朝廢南京，改南直隸為江南省，以後分為江蘇、安徽兩省。民國初，北京繼續作為首都而存在。1927年，南京成為首都，北京改名北平市。1949年，中華人民共和國首都定在北京，北平改稱北京。
從曾經的一個小諸侯國、居民點，發展成為區域性中心和重要軍事基地，又成為另一個非漢族政權的都城，到現在成為國傢首都。北京地名的演變反映出這座城市的發展過程，實際上是一部台中靜電油煙處理機出租北京的開發史、政績沿革史和社會變遷史。
各地曾出現的“北京”
“北京”作為地名，曾經在全國很多地方出現過，北至今天的內蒙古，南至江蘇都用過。為什麼北京這個地名曾經用於全國各地？既然稱之為北京，相應地肯定有南京等地。這說明在歷史上，特別在分裂時期，政治中心往往並不固定在一個地方，反映地名地理的坐標也在變化。坐標體系中，比如中心城市發生變化，那麼，相對應中心位置，以及相應中心的地名也會發生變化。
歷史上，有據可查的最早使用“北京”兩個字的是西晉時的江南人。當時，他們稱洛陽為北京，這種叫法不是正式名稱，正式名稱叫作洛陽。在江南地區、特別在原吳國，洛陽被稱作北京，既含有因為京城在北方，還包含著是北方政權的“京”的意思。
真正把“北京”當作政治中心的做法，源於十六國的赫連勃勃稱統萬城（今陝西靖邊白城子）為北京。他在實力擴張到關中，佔領長安後，在長安設南臺，即在南方的政府機構，把統萬城稱之為北京，是正式的都城。
北魏從平城（今山西大同）遷都洛陽以後，因為平城是故都，一度稱之為北京。這是相對洛陽所處的南面而言，對原來首都的尊重，以滿足一些貴族老臣對舊都的眷戀，所以稱之為北京。
到瞭唐朝和五代的後唐、後晉、後漢三代，都稱晉陽（今山西太原）為北京。唐朝還存在南京、東京、西京的建置，因新竹靜電機出租為唐高祖李淵從晉陽起傢，所以稱之為北京。五代的唐、晉、漢的統治者也是從晉陽起傢的，所以晉陽繼續擁有北京的稱號。
金朝入主中原，把原來遼朝的臨潢府改名為北京，就是今天內蒙古的巴林左旗。後來以中京大定府為北京，在今內蒙古寧城縣西北。因為當時金朝政治中心內遷，相對而言，這些地方成瞭北面，才有瞭北京的稱號。
明朝曾一度將開封府命名為北京。朱元璋建都南京以後，深知南京位置偏南，希望在北方找到一個能夠長期建都的地方。他一開始中意開封府，將其升格為北京。後來，卻發現從南方通往開封的水路淤積，水量不足，無法保証糧食的運輸，最後不得不放棄。
永樂年間，北平府改順天府，這時北京的概念才和今天的北京城聯系起來。中國歷史上出現過很多北京，都是因為出現過或同時存在南京的緣故。明朝遷都後的正式名稱叫京師，但因為兩京並建，隻能用南北加以區分。要是沒有這個情況，那麼宣德正式遷都後不會再有南京，也就不會有北京，更不可能到清朝還繼續稱北京。1927年北京改成北平後，當時的居民往往繼續稱北京，而不用北平。這足以証明歷史地名具有非常強的生命力，也有非常強的滯後性，一些地名正式名稱反而不如俗稱，部分習慣稱法能夠得到延續。
從一個地名——北京的變遷，理解北京這兩個字代表不同的地名，不同地理坐標。說明地名除瞭本身所應有的代表的空間范圍概念以外，在不同的時間范疇裡，有復雜、更為深刻的含義，值得我們重視和研究。
更換地名的亂象
現在社會上出現一種隨意更改地名的現象，中斷瞭歷史的延續。一些地名，特別是縣名和縣治所在，從秦漢時期沿用到現在，2000多年來不僅名字沒有改，地點也未曾發生變化。但是，其中的一些地名被莫名其妙地改掉，從此就消失瞭，與歷史上的政治、經濟、文化、民族、一些大事件聯系在一起的地名也消失瞭。近年，一些地方又盲目恢復古地名，卻往往張冠李戴，移花接木。從更改、消失再到恢復的過程，總是會產生許多麻煩。比如，沔陽是從南朝就存在的地名，遷都後設置過郡、縣、州、府、鎮，但到1986年，沔陽縣被撤銷，建仙桃市。而仙桃此前隻是縣治所在鎮的名稱。荊州市一度改成荊沙市，後來又恢復。襄陽與樊城改稱襄樊市，現在又恢復成襄陽瞭。一些地名本來是歷史上非常重要，或者跟一些非常重要的歷史有關，直到現在還沒有恢復。與此同時，任意恢復古名的情況也有很多，也由此產生瞭很多後遺癥。
在行政區劃調整中人為取消瞭不少舊地名，隨意簡化縣級地名，甚至民政系統中間無法再登記原來的籍貫。我本人從小登記出生地為浙江吳興縣南潯鎮。現在已經沒有吳興縣，隻有吳興區。但吳興區不包括南潯鎮，南潯鎮隸屬於湖州市南潯區。不過，吳興這個從三國時就出現的地名總算保存下來瞭，而更多的古地名卻消失瞭。
更改地名，對個人和社會而言都有割斷歷史的危險。後人也不知道你到底指的是哪裡，現在很多爭奪歷史名人故裡的現象很可笑。其實有些古地名在今天什麼地方是很清楚的，但頻繁的區劃調整、地名改變給一些人可乘之機，人為制造很多矛盾。本來，大多數行政區劃的調整隻要改通名就可以瞭，沒必要改專名，但是為瞭表示是新地名，或者為瞭擴大影響，故意將專名更換。這不應該，也是很可惜的。隨著一些專名的消失，跟它們有關的歷史文化也將被湮沒。
目前的行政區劃名稱也相當混亂。中國歷史上曾經用過的行政區劃通名很多，為什麼現在不能做到用統一的名稱代表一種區劃？例如，市既可以代表省級的直轄市，也可以指地級市，還有縣級市。我們為什麼不能下決心統一規劃行政區劃通名？非但沒有做這項工作，還不斷出現新的混亂，如“區”，已經有瞭省級的自治區、地級的直轄市區和縣級的市轄區，現在又出現瞭副省級的綜合開發區、地級或縣級的開發區、新區，還有礦區、城區、郊區。
用景點名稱取代政區名稱是造成地名概念混亂的又一做法。最典型就是把徽州改為黃山。如今，外地人如果說去黃山，本地人就會詢問你，是要到黃山山下去，還是去老屯溪。同樣的，都江堰、井岡山等變成瞭政區名，很容易與真正的景點混淆。
用景區名取代原來政區名稱的一個理由是：改名後能夠促進旅遊開發，增加地方收入，這種說法完全是欺人之談。如張傢界，要是沒有被確定為世界自然遺產，沒有大規模的開發和投入，僅憑改一個名，就能增加十幾個億的收入嗎？商業因素的冠名做法，也是地名更換的一大原因。在市場經濟情況下，我並不反對適當採用商業冠名的形式改變地名。而前提應該堅持原有地名必須保留。現在往往因為商業利益，永久性把地名改掉瞭，不應該也不合法。正確的做法是根據出資的多少，確定新地名的使用期限，而不是永久性的改變。
一些外國地名在中國的濫用也應引起我們的註意。有人曾要求禁止在中國使用外國地名，我並不贊成，適當使用外國地名是可以的。比如，已經成為當地歷史的外國地名應該保留，在一些開放城市適當增加一些以外國人名、地名命名的地名也並無不妥。但將一些地方命名為風馬牛不相及的外國地名，不僅缺乏嚴肅性，還容易引發其他國傢的不滿。隨意把別國地名拿過來命名景點、小鎮，侵犯瞭他國的地名使用權。而濫用外國地名反映出命名者的價值觀念混亂，或者高估這些外國地名的價值。例如，一些新建的樓盤、新開發的小區鐘情於使用外國地名以顯示檔次，這種做法，地名管理的相關部門應該嚴格控制。
我經常問學生，你是哪裡人？他們往往隻告訴我是某市人，隻講到“地級市”一級。我問是哪個縣（區），他們才告訴我。為什麼不說全？他回答怕你不知道。介紹籍貫的傳統做法是到縣一級，如果不這樣做，長此以往，中國人的地理知識將會越來越貧乏，地理知識不僅需要在課堂上的學習，它的傳播和鞏固還需要日常真正的使用。如果，我們接觸地名越來越單一、籠統，勢必造成大傢地理知識越來越貧乏。
總而言之，我感到地名是我們歷史和文化的寶貴遺產，因為任何地名的產生，一般都反映出當時這個地名出現、存在和延續的一些因素，而不僅僅是一個地理坐標。規范地名的使用，地名的文化建設的立足點就在於傳承文化和歷史。而在這個過程中，使地名資源能夠為我們今天和今後所用。
（本報記者陳鵬整理）
演講人：葛劍雄演講時間：2015年5月
2015年09月24日08:30來源：光明日報
原標題：地名、歷史和文化
葛劍雄 復旦大學資深教授，教育部社會科學委員會歷史學部委員，上海市歷史學會副會長，上海市政府參事，全國政協常委。
“地名”以外的靜電油煙機租賃地名
地名不僅是一個名稱所代表的空間范圍和時間范圍，還存在地名本身以外很多方面的內容。我們現在講地名的時候，往往忽略瞭它們的時間意義和概念，因為從空間范圍講一個地名，無論點還是面，是通過地理坐標，用具體界限劃定的。但是任何一個空間范圍其實都與一定的時間范圍相聯系，這個時間范圍有的長有的短，在這個時間范圍裡面又與很多地名以外的事物和因素相聯系，所以地名除它們的本意之外，還有其歷史的、文化的、社會的、民族的等各方面的意義。
早期的地名實際上反映瞭族群分佈，盡管我們對它們的具體內容還不瞭解。如商朝人，幾乎將所有做過都城的地方都稱為“亳”，早期遷移到的地方也命名為“亳”。又如，山東好幾個地方地名都帶“不”（音夫），其實這也是反映某一個族群的流動或者分佈的特點。再如“姑”字，江南有好幾個地名有這個字，最著名的是蘇州，被稱為姑蘇。對“姑”字以前有幾種望文生義的解釋，但我的老師譚其驤先生認為“姑”沒有具體意義，隻是越人的發語字。但這類地名的存在反映瞭某支越人的分佈。再如敦煌，從漢朝開始就有人根據漢語解釋“敦煌”二字的含義，後來日本學者指出敦煌不是來源於漢語，而是來自土著民族的語文，漢字是採用音譯，所以不能按字面解釋。不僅敦煌，我國西北地區還有很多地名，當漢朝人記錄下來時已經無法考証它們的含義，但都反映瞭古代西域一些族群的分佈，以及族群的影響，但在這些方面我們目前研究很不夠，將來或許能通過這些地名破譯民族成分的密碼。
早期的地名後來成為國名，成為朝代的名稱，其實開始往往是指具體的地方，例如秦、漢、魏、晉、宋等。以“漢”為例，來源於漢水，因為有瞭漢水，才有瞭漢中等地名。劉邦的封地在漢中，成為漢王，以後他建立的朝代就是漢朝。因為漢朝在中國歷史上有重大的影響，基本上奠定統一中國的疆域，所以這個民族主體被稱為漢族。這些地名經歷具體的事件後發展成國名，因為開國皇帝或者統治者往往會把這些地方作為發祥地，以後成為朝代名稱。
地名的遷移也反映人口遷移或民族的遷移。比如漢高祖劉邦的祖籍是豐縣（今江蘇豐縣），他父親長期生活在豐縣。劉邦做皇帝以後將父親接到關中，尊他為太上皇。但太上皇卻悶悶不樂，表示住在關中不開心，因為聽不到鄉音，看不到鄰裡鬥雞遛狗，吃不到路上賣的餅。於是劉邦下令將豐縣居民全部遷至關中，為他們建一座新城，完全模仿復制豐縣。據說復制非常成功，移民將從傢鄉帶來的雞狗放在城裡，都能找到原來的窩。這座新城被命名為新豐，就這樣，豐縣的地名被搬到關中。像這樣的例子歷史上不止一個，所以我們往往能看到早期地名從北方搬到南方，從中原移到邊疆。
北京郊區有很多以山西州、縣或者小地方命名的地名，是因為明朝初年有大批山西移民，整體遷到北京郊外，所以留下很多山西地名。但是這樣一種地名搬傢也出現過敗筆，我認為最大敗筆是乾隆皇帝把西域改名為新疆，“新疆”原指在貴州境內一片少數民族居住的地方，後來被設置為幾個縣，所以當地稱之為新疆。乾隆年間，天山南北路平定之後，西域被改稱為新疆，以後建省時也用瞭這個名稱。這當然是乾隆皇帝為瞭宣揚他的赫赫武功。盡管這不會改變新疆自古以來屬於中國的歷史事實，但還是授人以柄，增加不必要的麻煩。外國有人攻擊我們，說中國到乾隆年間才佔有新疆的，因為你們自己都承認新疆是你們新的疆土。其實清朝學者已經發現漏洞，所以他們解釋為“故土重新”，但這也可以解釋為左宗棠從阿古柏叛亂中收復新疆。這至少是改地名的敗筆，如果沿用西域，與2000多年前一致，豈不更好！
還有很多地名本身就記錄瞭一段歷史，最典型的，是今山西、河南兩個縣的名稱：聞喜和獲嘉。聞喜本是西漢河東郡的曲沃縣，漢武帝經過時獲悉平定南越叛亂的喜訊，即改名聞喜。當漢武帝行經河內郡汲縣新中鄉時，又傳來瞭發動叛亂的南越丞相呂嘉被俘獲的消息，即下令在此新設一縣，命名為獲嘉。類似地名還有很多，每個地名都記錄瞭一段歷史。
又如重慶本來叫恭州，南宋淳熙十六年（1189年）正月，孝宗之子趙惇先封恭王，二月即帝位，為光宗皇帝，稱為“雙重喜慶”，於是升恭州為重慶府，重慶由此而得名。所以有很多地名，如果仔細瞭解研究一下它的來歷，往往就是對本地歷史的重要記載，有的甚至是很重要的篇章。
同樣，地名在對外關系上也有表現。最典型的是解放時被稱為鎮南關的地方，為瞭表示與越南的友誼而改名睦南關，以後為瞭突出與越南“同志加兄弟”的親密關系又改為友誼關。20世紀80年代，我去友誼關考察，越南大炮把友誼關屋頂打穿的洞還在，那時候看到友誼關這幾個字感到啼笑皆非。但是最近去的時候，不僅友誼關樓已經修好，而且我已經能夠站在新劃定邊界線上照相留念瞭，現在至少這個關的確是友好的。
地名在民族關系上也有表現：解放被稱為綏遠的地方，新中國成立後我們改稱為呼和浩特﹔比如烏魯木齊原名是迪化。有的不一定改，卻反映瞭民族關系的歷史事實。清朝實行改土歸流後，新設瞭一批府級政區，在命名上都看得出，比如湖北恩施，所轄縣原來都是土司，新設府縣被看成朝廷施的恩。
還有很多紀念性質地名，從最早將黃帝陵所在地稱作為黃陵，到近代全國各地很多以“中山”命名，比如中山路、中山大道、中山公園，廣東香山縣改為中山縣，現在叫中山市。國民黨政府為瞭表彰衛立煌，曾在安徽六安縣金傢寨設立煌縣。抗戰勝利後臺灣光復，各市都有馬路改名為中正路，上海的愛多亞路也改名為中正東路。臺北有羅斯福路，新中國成立後東北的城市中有斯大林大街。還有頌揚性的名稱，並不太明顯，實際上大傢都明白，比如說中共一大會址的地方，原來是望志路，是用法國人的名字命名的，解放不久改名興業路。這些地名有些存在時間很短，有些持續至今，這就反映出不同時期政府與民眾的意志和情感，也反映出被紀念者的影響程度。
有一些地名反映一個階段或一段時間的觀念和價值趨向。比如民國年間馮玉祥主政河南時設博愛縣、民權縣，臺北市有忠孝路、信義路、仁愛路等，各地有不少地名以自由、民主、和平、幸福、解放、復興、建設等命名。
有的地名是地理環境的反映，這類地名在研究歷史地理時很有意義。有的是當初概念與今天不同，有的當初是對的，但現在地理環境發生瞭變化。這也是具有規律的，比如河南與河北劃分是以黃河為界，但也可發現，河南省有一些地方跨到黃河北邊，所以地名本身歸類是一回事，但以後發生瞭變化，這變化恰恰為我們研究歷史上地理環境變遷提供瞭根據。
還有一些地名體現瞭近代殖民的歷史。帝國主義侵入我國後，一些地名發生瞭變化，比如東北的一些地名，在俄國入侵之後被換成俄國地名，香港被英國佔據後，很多英國地名就被搬到瞭香港。比如香港的太子道，就是因為1922年英國王儲愛德華到訪以後，將一條街道改名的。又如上海的戈登路（今江寧路），就是當時為瞭紀念參與鎮壓太平天國的英國人戈登。霞飛路是用法國著名將領的名字命名的，解放後為紀念淮海戰役改名淮海路。
總之，地名如果隻是記錄它所代表的空間范圍，那麼它是純粹的地名。實際上，地名所包含的內容非常豐富。
“中國”稱謂的變遷和含義
“中國”這兩個字最早發現是在一件青銅器上，考古學傢稱之為“何尊”，它是1963年在陝西省寶雞縣被發現的。尊上面有銘文，銘文上面出現兩個字，就是我們現在看到最早的“中國”二字。銘文中敘述瞭這樣的大意：武王在攻克商朝首都後，舉行瞭一個隆重的儀式向上天報告：“我現在佔有瞭中國，準備把它當做自己的傢，並且統治那裡的民眾”。
中、國這兩個字最早都是象形文字。“中”本來是一面特殊的大旗，是商朝人為召集他的部隊和民眾集合用的標志。由於集合時這面旗幟總是處於中間，以後就衍生出中心、中央、最重要的等意義。
“國”（繁體寫成國）也是一個象形文字。中間的口表示人，有幾個口就是幾個人，所以稱為人口。口下面的一橫杠表示一片土地，無論生活或生產都離不開自己的土地，所以還得有人拿著戈守衛。為瞭更安全，需要在四周築上一道城牆。所以國實際上是有圍牆圍起來的，有人守衛一個居民點，一個聚落，一座城，古代又稱國。
“中國”的含義就是在很多國裡，處於中心的、最重要的國，這就是中國。商與西周的國都很多，春秋初期還有1000多個。在這麼多國中間誰有資格稱為“中國”呢？隻有最高的統治者，比如說商王以及後來的周王，他們居住的地方才有資格稱為中國，“中國”是天子所在的國。
但東周時天子的地位名存實亡，各諸侯國間相互吞並，國的數量越來越少，國土卻越來越大。到戰國後期，隻剩下秦、楚、齊、燕、韓、趙、魏七國和若幹小國，所以諸侯都開始以中國自居。公元前221年秦始皇統一六國，建秦朝，稱皇帝，自然也自稱中國瞭。以後歷代王朝都自稱為中國，連入駐中原的少數民族，或者與中原關系密切的政權也都自稱中國，中國概念從一個點擴大到整個國傢，甚至包括邊疆的少數民族的政權。比如契丹人建瞭遼朝，到遼朝後期，也認為自己是中國的一部分。南北朝時，南朝、北朝都稱自己為“中國”，而罵對方是“索虜”“島夷”，隋、唐統一以後它們都成瞭“中國”一部分。“中國”實際上成瞭這個國傢的代名詞，但各朝都有自己的國號，如清朝稱大清、大清國。
1912年中華民國建立，開始有瞭“中華”和“中國”兩種簡稱，以後基本都是用中國瞭。
在古代，中國的民族含義等同於華夏諸族或者漢族，與之對應的稱呼是“蠻”“夷”“戎”“狄”，比如“南蠻”“東夷”“西戎”“北狄”，或者“蠻夷”“夷狄”。文化上的含義也隻指華夏、漢族的文化，不包括其他民族。今天的中國當然應該包括組成中華民族的各族，而廣義的中國文化也應該包括56個民族的文化。
歷史上，中國的地理概念往往等同於中原，但這個中原並沒有明顯界限，並不一定就是河南省，甚至更大范圍，都可以稱為中原，如山東、山西、陝西、河北、安徽等地。
“中國”兩個字從3000多年前發展到今天，與中國的國土、人口、民族、文化、歷史密切相關。中國所蘊含的意義，不是簡單以多少萬平方公裡或者地理坐標所能詮釋的，是一部活生生的國傢和民族發展史。
“北京”的演變
以北京為例，“北京”這個地名我們可從兩方面分析。一是北京這一塊土地它的名稱有過哪些變化﹔一是北京這兩個字在歷史上曾經代表過哪些和多少不同的空間范圍。
北京這個地方最早能找到的地名是燕和薊，在周武王封燕以前，“燕”這個地名已經存在瞭，又稱為薊。到秦漢時，出現瞭廣陽郡，郡是縣以上一級政區，在漢朝郡與國並行，所以一度被置為廣陽國。附近兩個與廣陽郡關系密切的，一個是漁陽郡，一個涿郡。所以，也有用漁陽、涿郡來代表北京的說法。東漢以後又出現瞭幽州，燕國還曾被稱為范陽郡、范陽國，燕國後來一度又出現燕郡，這些名稱都是交替出現的。“燕”實際上最早是燕城，以後有燕國，有燕郡，涿郡更靠近原來的薊縣。到瞭金朝，北京這塊地方被稱為中都大興府，後來又有瞭大興縣。元朝時被設為大都路，成瞭首都。
明朝地名變化最為復雜，但奠定瞭今天北京的基礎。明初設立北平府，後因明成祖遷都，把北平府改成順天府。在一級政區（相當今省級）設瞭北平佈政使司，當時南京被稱為京師。遷都到北平以後，北平改稱為“京師”。但因為原來的京師還保留首都地位，為與北方的京師加以區別，被稱為南直隸、南京，京師就被稱為北京。清朝官方一直稱現在的北京為“京師”，周圍的行政區為直隸，但無論官方民間，習慣還是用北京。清朝廢南京，改南直隸為江南省，以後分為江蘇、安徽兩省。民國初，北京繼續作為首都而存在。1927年，南京成為首都，北京改名北平市。1949年，中華人民共和國首都定在北京，北平改稱北京。
從曾經的一個小諸侯國、居民點，發展成為區域性中心和重要軍事基地，又成為另一個非漢族政權的都城，到現在成為國傢首都。北京地名的演變反映出這座城市的發展過程，實際上是一部台中靜電油煙處理機出租北京的開發史、政績沿革史和社會變遷史。
各地曾出現的“北京”
“北京”作為地名，曾經在全國很多地方出現過，北至今天的內蒙古，南至江蘇都用過。為什麼北京這個地名曾經用於全國各地？既然稱之為北京，相應地肯定有南京等地。這說明在歷史上，特別在分裂時期，政治中心往往並不固定在一個地方，反映地名地理的坐標也在變化。坐標體系中，比如中心城市發生變化，那麼，相對應中心位置，以及相應中心的地名也會發生變化。
歷史上，有據可查的最早使用“北京”兩個字的是西晉時的江南人。當時，他們稱洛陽為北京，這種叫法不是正式名稱，正式名稱叫作洛陽。在江南地區、特別在原吳國，洛陽被稱作北京，既含有因為京城在北方，還包含著是北方政權的“京”的意思。
真正把“北京”當作政治中心的做法，源於十六國的赫連勃勃稱統萬城（今陝西靖邊白城子）為北京。他在實力擴張到關中，佔領長安後，在長安設南臺，即在南方的政府機構，把統萬城稱之為北京，是正式的都城。
北魏從平城（今山西大同）遷都洛陽以後，因為平城是故都，一度稱之為北京。這是相對洛陽所處的南面而言，對原來首都的尊重，以滿足一些貴族老臣對舊都的眷戀，所以稱之為北京。
到瞭唐朝和五代的後唐、後晉、後漢三代，都稱晉陽（今山西太原）為北京。唐朝還存在南京、東京、西京的建置，因新竹靜電機出租為唐高祖李淵從晉陽起傢，所以稱之為北京。五代的唐、晉、漢的統治者也是從晉陽起傢的，所以晉陽繼續擁有北京的稱號。
金朝入主中原，把原來遼朝的臨潢府改名為北京，就是今天內蒙古的巴林左旗。後來以中京大定府為北京，在今內蒙古寧城縣西北。因為當時金朝政治中心內遷，相對而言，這些地方成瞭北面，才有瞭北京的稱號。
明朝曾一度將開封府命名為北京。朱元璋建都南京以後，深知南京位置偏南，希望在北方找到一個能夠長期建都的地方。他一開始中意開封府，將其升格為北京。後來，卻發現從南方通往開封的水路淤積，水量不足，無法保証糧食的運輸，最後不得不放棄。
永樂年間，北平府改順天府，這時北京的概念才和今天的北京城聯系起來。中國歷史上出現過很多北京，都是因為出現過或同時存在南京的緣故。明朝遷都後的正式名稱叫京師，但因為兩京並建，隻能用南北加以區分。要是沒有這個情況，那麼宣德正式遷都後不會再有南京，也就不會有北京，更不可能到清朝還繼續稱北京。1927年北京改成北平後，當時的居民往往繼續稱北京，而不用北平。這足以証明歷史地名具有非常強的生命力，也有非常強的滯後性，一些地名正式名稱反而不如俗稱，部分習慣稱法能夠得到延續。
從一個地名——北京的變遷，理解北京這兩個字代表不同的地名，不同地理坐標。說明地名除瞭本身所應有的代表的空間范圍概念以外，在不同的時間范疇裡，有復雜、更為深刻的含義，值得我們重視和研究。
更換地名的亂象
現在社會上出現一種隨意更改地名的現象，中斷瞭歷史的延續。一些地名，特別是縣名和縣治所在，從秦漢時期沿用到現在，2000多年來不僅名字沒有改，地點也未曾發生變化。但是，其中的一些地名被莫名其妙地改掉，從此就消失瞭，與歷史上的政治、經濟、文化、民族、一些大事件聯系在一起的地名也消失瞭。近年，一些地方又盲目恢復古地名，卻往往張冠李戴，移花接木。從更改、消失再到恢復的過程，總是會產生許多麻煩。比如，沔陽是從南朝就存在的地名，遷都後設置過郡、縣、州、府、鎮，但到1986年，沔陽縣被撤銷，建仙桃市。而仙桃此前隻是縣治所在鎮的名稱。荊州市一度改成荊沙市，後來又恢復。襄陽與樊城改稱襄樊市，現在又恢復成襄陽瞭。一些地名本來是歷史上非常重要，或者跟一些非常重要的歷史有關，直到現在還沒有恢復。與此同時，任意恢復古名的情況也有很多，也由此產生瞭很多後遺癥。
在行政區劃調整中人為取消瞭不少舊地名，隨意簡化縣級地名，甚至民政系統中間無法再登記原來的籍貫。我本人從小登記出生地為浙江吳興縣南潯鎮。現在已經沒有吳興縣，隻有吳興區。但吳興區不包括南潯鎮，南潯鎮隸屬於湖州市南潯區。不過，吳興這個從三國時就出現的地名總算保存下來瞭，而更多的古地名卻消失瞭。
更改地名，對個人和社會而言都有割斷歷史的危險。後人也不知道你到底指的是哪裡，現在很多爭奪歷史名人故裡的現象很可笑。其實有些古地名在今天什麼地方是很清楚的，但頻繁的區劃調整、地名改變給一些人可乘之機，人為制造很多矛盾。本來，大多數行政區劃的調整隻要改通名就可以瞭，沒必要改專名，但是為瞭表示是新地名，或者為瞭擴大影響，故意將專名更換。這不應該，也是很可惜的。隨著一些專名的消失，跟它們有關的歷史文化也將被湮沒。
目前的行政區劃名稱也相當混亂。中國歷史上曾經用過的行政區劃通名很多，為什麼現在不能做到用統一的名稱代表一種區劃？例如，市既可以代表省級的直轄市，也可以指地級市，還有縣級市。我們為什麼不能下決心統一規劃行政區劃通名？非但沒有做這項工作，還不斷出現新的混亂，如“區”，已經有瞭省級的自治區、地級的直轄市區和縣級的市轄區，現在又出現瞭副省級的綜合開發區、地級或縣級的開發區、新區，還有礦區、城區、郊區。
用景點名稱取代政區名稱是造成地名概念混亂的又一做法。最典型就是把徽州改為黃山。如今，外地人如果說去黃山，本地人就會詢問你，是要到黃山山下去，還是去老屯溪。同樣的，都江堰、井岡山等變成瞭政區名，很容易與真正的景點混淆。
用景區名取代原來政區名稱的一個理由是：改名後能夠促進旅遊開發，增加地方收入，這種說法完全是欺人之談。如張傢界，要是沒有被確定為世界自然遺產，沒有大規模的開發和投入，僅憑改一個名，就能增加十幾個億的收入嗎？商業因素的冠名做法，也是地名更換的一大原因。在市場經濟情況下，我並不反對適當採用商業冠名的形式改變地名。而前提應該堅持原有地名必須保留。現在往往因為商業利益，永久性把地名改掉瞭，不應該也不合法。正確的做法是根據出資的多少，確定新地名的使用期限，而不是永久性的改變。
一些外國地名在中國的濫用也應引起我們的註意。有人曾要求禁止在中國使用外國地名，我並不贊成，適當使用外國地名是可以的。比如，已經成為當地歷史的外國地名應該保留，在一些開放城市適當增加一些以外國人名、地名命名的地名也並無不妥。但將一些地方命名為風馬牛不相及的外國地名，不僅缺乏嚴肅性，還容易引發其他國傢的不滿。隨意把別國地名拿過來命名景點、小鎮，侵犯瞭他國的地名使用權。而濫用外國地名反映出命名者的價值觀念混亂，或者高估這些外國地名的價值。例如，一些新建的樓盤、新開發的小區鐘情於使用外國地名以顯示檔次，這種做法，地名管理的相關部門應該嚴格控制。
我經常問學生，你是哪裡人？他們往往隻告訴我是某市人，隻講到“地級市”一級。我問是哪個縣（區），他們才告訴我。為什麼不說全？他回答怕你不知道。介紹籍貫的傳統做法是到縣一級，如果不這樣做，長此以往，中國人的地理知識將會越來越貧乏，地理知識不僅需要在課堂上的學習，它的傳播和鞏固還需要日常真正的使用。如果，我們接觸地名越來越單一、籠統，勢必造成大傢地理知識越來越貧乏。
總而言之，我感到地名是我們歷史和文化的寶貴遺產，因為任何地名的產生，一般都反映出當時這個地名出現、存在和延續的一些因素，而不僅僅是一個地理坐標。規范地名的使用，地名的文化建設的立足點就在於傳承文化和歷史。而在這個過程中，使地名資源能夠為我們今天和今後所用。
（本報記者陳鵬整理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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